王细荣
摘抄：文章基于文件检索与统计，分析中国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的地域、年代、出版者、学科散播情况，先容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的典型高产出版者、主要出版行径类型，指出近代藏书楼的史籍出版是近代出版业的补充，亦然近代出版史和近代藏书楼功绩史弗成或缺的部分，其所出的一些史籍尤其是书目器用书，即使在数字化期间的今天仍具独特的参考价值。
要津词：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出版史；藏书楼功绩史
分类号：G259.29
The Book Publishing of Chinese Modern Library by
Literature Statistics
Abstract: Based upon search and statistics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book publishing by Chinese modern library from the region， age， publisher and knowledge， introduces the typical High-yield-publisher andpublication activity type of book publishing of Chinese modern library， presents that the book publishing of Chinese modern library was a supplement to the modern publishing trad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modern publishing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brary， and some books， especially the bibliography tool book， published by modern library， even in the digital age today， still h**e a unique reference value.
Keywords: Modern Library; Book Publishing; History of Publication; History of Modern Library
印行出版，在中国史籍功绩史上，有悠久的传统。在私家藏书楼时期，好多藏书家出于传播文化，保存典籍的主张，奋勉刻印出疆域书。到了近代，印刷出版还是从传统的刻书藏书功绩中**出来，但由于传统的渊源以及提高学术、阐述古籍文件的需要，以传播常识、请示群众为己任的新式藏书楼，不少在编目、畅通等旧例业务之外，也进行印行出版行径，正如曾任浙江省立藏书楼馆长的陈训慈所言：“省立藏书楼之性质与就业，应多顾及学术藏书楼之真义，故于储集史籍引申有瞻念看之外，对于阐述地点文件提高学术，亦应与国立藏书楼单干并进。所以如印行馆藏珍本，编印专著单册，发行期刊，亦为省立藏书楼应有之职责，正不如恒东谈主以为藏书楼之事仅以群众造就为限也。1”本照拂拟通过文件检索与统计，勾画出中国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的概貌和特征。
1 文件检索与统计
1.1 统计时期段和文件源
尽管“藏书楼”一词在中国古代文件中就出现过，但近代真义上的“藏书楼”，与“科学”一词通常，实源自日语之用法，而最早使用它的国东谈主当推曾出访日本、好意思国、秘鲁、智利、巴西、加拿大等11国的晚清酬酢特使傅云龙——他在1887年12月2日（光绪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的游日日志中写谈：“藏书楼有元本《汉书》。2”中国最早使用“藏书楼”称呼的新式藏书楼则是1897年9月20日之后建立的北京通艺学堂藏书楼（1898年10月并入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不外，目放学界深广觉得，1904年（湖南藏书楼兼造就博物馆的创办）是中国近代藏书楼史的上限，1949年（新中国成立）则是中国近代藏书楼史的下限3。因此，本照拂的时期段定为1904－1949年。
统计时段详情后，还须考取统计的文件信息源。目下，可检索近代史籍书目信息的检索器用有：
（1）国度藏书楼联机人人目次查询系统（简称“国图OPAC”）。中国国度藏书楼超越前身历来践诺全面入藏的主张，且一直是我国出版物样本缴送的法定给与馆，故馆藏丰富，品类较全（尤其是古籍类史籍），其中1904－1949年的史籍检索记录数达16.5万多条。
（2）《民国时期总书目》。该器用书是一大型回溯性书目，由北京藏书楼（现国度藏书楼）编，书目文件出版社1986－1996年出版，主要收录了国度藏书楼、上海藏书楼和重庆市藏书楼储藏的1911－1949年9月间出版的中文史籍共计12.4万余种。
（3）CALIS连合目次人人检索系统（简称“CALIS OPAC”）。CALIS OPAC是造就部高等造就文件保险中心提供的寰球高校系统的联机目次查询系统，数据范围为中外文平凡史籍、中外文期刊以及古籍史籍，其中1904－1949年的平凡史籍和古籍检索记录数达31.8万多条。
（4）国度藏书楼出版社成就的“民国时期文件总库·民国史籍数据库”（简称“民国史籍数据库”）。该库的成就所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为依据，在寰球范围内进行查漏补缺而完成的，最终详情了15万种民国史籍，目下有10.4万条史籍题录数据可供检索。
（5）《寰球人人藏书楼缩微文件连合目次·民国编》（全十八册），其中收录寰球藏书楼文件缩微复制中心自成立以来至2013年6月底之前拍摄的民国时期史籍8.5万余种。
（6）《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件连合目次》。该书主要收录重庆市关连机构所储藏的1937年抗日干戈爆发至1946年****还都南京期间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件，分为史籍、期刊、报纸（包括缩微菲林）、图纸四个部分，其中“史籍”部分收录史籍4.3万多种。
（7）CADAL数字藏书楼。该数据库是一全文数据库，目下收录晚清与民国史籍15.9万余册。
（8）读秀数据库史籍频谈。该数据库是一个面向全球的互联网史籍资源查询系统，文件资源收录丰富，险些涵盖通盘中文出疆域书，其中有相配数目的近代史籍和古籍竹素的书目或全文信息。
（9）其他检索器用。《寰球总书目》（平心编，上海生活书店1935出版）、《1937－1945年抗战时期出疆域书书目》（重庆市藏书楼1957、1958年编印）等，可检索中国近代特定时期的史籍信息。
上述检索器用，其中任何一种可能都有遗漏。故欲全面反应中国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情况，必须轮廓、交叉检索上述器用，以互相补充或相互印证。
1.2 数据处理
对检索所得的史籍题录信息，粗糙出版时期、出版地、史籍类型、出版者等项进行相应处理。出版时期，主要以第一版为准，其中一些丛书的出版年份披露为邻接年份，则取肇始年份。举例，浙江省立藏书楼的《快阁师石山房丛书》的出版时期为1929－1931年，则取1929年。出版地，磋议1904－1949年间，我国省级行政区画多有变动，故“出版地”以现行省级行政区画为准。史籍内容类型主要凭证“中图法”分类，并衔尾藏书楼史籍出版实质稍作波折，如轮廓性史籍中的目次索引等器用书单独列为“目次文摘索引”类。
对于出版者，磋议中国近代藏书楼的称呼多有变更的精炼，故针对归拢藏书楼不同期期称呼，均用临了的馆名或业界较熟习的馆名进行统计。举例，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曾先后有江南藏书楼、江苏省立藏书楼、国立中央大学国粹藏书楼等多个称呼，故均选择临了的馆名“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统计。1949年当年，我国以“藏书楼”作为专科出版机构的称谓在其时出版界并不稀奇，如苏州交通益记藏书楼、亚东藏书楼、中华藏书楼、交通藏书楼、新民藏书楼、梁溪藏书楼、宏文藏书楼、国度藏书楼、竞智藏书楼、大陆藏书楼、世界藏书楼、同文藏书楼、泰东藏书楼、法文藏书楼、越过藏书楼、成就藏书楼、古今藏书楼、郭纪云藏书楼、襟霞藏书楼、汉英藏书楼、富华藏书楼、中国藏书楼等。故在所得的出版者为“藏书楼”的数据中，应去除为上述等冠名藏书楼的专科出版机构以及学部编译藏书楼、文采藏书楼学专科学校（1920年其成立前的“文采公书林”除外）、藏书楼协会、藏书楼服务社、商务印刷所藏书楼部（“专接印刷藏书楼各类卡片，经办一切藏书楼必需品”的企业4）等造就、行业协会或具有企业性质的机构名的记录超越他非关连记录。另外，商务印书馆附设的涵芬楼，虽是藏书楼，但它主要“着眼于商务里面的裁剪校勘之需，具有昭彰的蓄意身分磋议在里面”5，故它的检索记录也不在统计之列。
由于检索数据开始于不同的检索器用，即使是归拢检索器用也可能有相易的图通知录。故为得到有用的检索记录数，还需要进行去重门径，古籍还得去除手本的记录。虽然，也有些记录，可能存在错讹，故需要检索CADAL数字藏书楼、读秀、寰球报刊索引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通过获取的全文信息，进行甄别。
1.3 统计收尾
过程统计并进行关连处理后，共得到1701条检索记录，其**版年份可考的为1607条，背负者可考的为1647条。按年份、出版地、主要出版者（检索记录数为10超越以上者）、史籍类型的统计数据，以及出版译著情况见表1－表5。
表1 近代各年份藏书楼出疆域书检索记录数一览表
年份
检索记录数
年份
检索记录数
年份
检索记录数
年份
检索记录数
1908
波多野结衣在线观看3
1919
9
1930
79
1941
26
1909
5
1920
10
1931
84
1942
25
1910
9
1921
34
1932
84
1943
32
1911
6
1922
11
1933
164
1944
9
1912
2
1923
15
1934
108
1945
7
1913
2
1924
8
1935
147
1946
7
1914
15
1925
82
1936
163
1947
14
1915
12
1926
12
1937
94
1948
24
1916
3
1927
12
1938
31
1949
10
1917
17
1928
27
1939
54
民国间
46
1918
6
1929
101
1940
44
概略
47
注：年份为“民国间”，即1912－1949年。
表2 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地检索记录数一览表
出版地
记录数
出版地
记录数
出版地
记录数
出版地
记录数
北京
558
福建
26
河北
13
香港
2
江苏
373（其中南京238）
江西
25
湖南
12
台湾
2
浙江
206（其中杭州199）
重庆
23
山西
8
澳门
1
上海
133
天津
21
河南
7
贵州
1
广东
76（其中广州68）
山东
18
甘肃
6
内蒙
1
云南
62
湖北
15
广西
5
概略情
3
辽宁
38
陕西
14
黑龙江
5
四川
30
安徽
13
吉林
4
表3 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主要出版者检索记录数一览表
藏书楼
记录数
藏书楼
记录数
藏书楼
记录数
藏书楼
记录数
国立北平藏书楼
282
北平近代科学藏书楼
31
无锡县立藏书楼
18
地质藏书楼
12
浙江省立藏书楼
181
故宫博物院藏书楼
31
辽宁省立藏书楼
16
安徽省立藏书楼
11
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
147
国立中央藏书楼
30
太仓县立藏书楼
14
成就委员会藏书楼
10
燕京大学藏书楼
84
北京师范大学藏书楼
25
山东省立藏书楼
12
交通大学藏书楼
10
江苏省立苏州藏书楼
73
合众藏书楼
23
陕西省立藏书楼
12
金陵大学藏书楼
10
云南省立昆华藏书楼
58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造就处藏书楼
23
上海市立藏书楼
12
清华大学藏书楼
10
中山大学藏书楼
32
江西省立藏书楼
21
中央大学藏书楼
12
表4 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各类史籍检索记录数一览表
史籍类型
记录数
史籍类型
记录数
史籍类型
记录数
史籍类型
记录数
目次文摘索引
429
军事
31
经济
16
体育学
3
藏书楼功绩
298
说话笔墨
30
地质
12
新闻传播
2
轮廓
203
文物考古
28
医药卫生
9
脸色学
1
文体
192
工业本领
21
农业
8
天文
1
历史
184
造就
20
文化
7
水利
1
地舆
50
**
18
法律
6
数理化
1
藏书楼学
41
政事
18
当然科学总论
4
生物学
1
艺术
34
形而上学
18
中小学教科书
3
社会科学总论
1
表5 近代藏书楼出版译著统计一览表
书名
作家
译者
出版地
出版者
第一版时期
分类
新译世界统计年鉴
(日)伊东佑谷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书馆
1909
轮廓
最新世界统计年鉴
(日)伊东佑谷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书馆
1910
轮廓
世界造就统计年鉴
(日)伊东佑谷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书馆
1910
轮廓
泰西电信电话功绩
(日)中山龙次
(清)李景铭，方兆鳌
北京
邮传部藏书楼
1910
工业本领
藏书楼造就
(日)户野周二郎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书馆
1910
藏书楼学
国际公法
(日)千贺鹤太郎
卢弼、黄炳言
辽宁沈阳
奉**书馆
1910
法律
泰西造就统计年鉴
(英)开尔剔(Keltie)
孙世昌
辽宁沈阳
奉**书馆
1911
轮廓
蒙古史：卷上、卷下
(日)河野元三
欧阳瑞骅
江苏南京
江南藏书楼
1911
历史
东三省疫事酬谢书
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译
辽宁沈阳
奉**书馆
1911
医药卫生
平凡儿童脸色学
(日)松元孝次郎
江仁纶彭清鹏
吉林吉林
吉林藏书楼
1912
脸色学
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
(唐)三藏般若
江苏无锡
无锡县立藏书楼
1919
**
地窖密约
渔隐(俞印民)
江苏苏州
桃坞藏书楼
1922
文体
马哥孛罗纪行第1册
(意)马哥孛罗(Marco Polo)
张星烺(汉译兼补注)
北京
燕京大学藏书楼
1929
地舆
西夏语照拂小史
(苏)聂斯克
张玛丽英译， 向达汉译
北京
国立北平藏书楼
1930
说话笔墨
朗世宁传考略
(日)石田干之助
贺昌群
北京
国立北平藏书楼
1933
历史
巴黎藏书楼敦煌写本书目
(法)伯希和(Paul Pettiot)
陆翔
北京
国立北平藏书楼
1933
文物考古
日本想想史上抵赖之论理的发达（上、下册）
(日)家永三郎
张我军
北京
近代科学藏书楼
1933
形而上学
好浑家
(好意思)奥尔珂德
郑晓沧
浙江杭州
浙江省立藏书楼
1933
文体
小妇东谈主（第5版）
(好意思)奥尔珂德
郑晓沧
浙江杭州
浙江省立藏书楼
1934
文体
敦煌石室访通知
(法)伯希和(Paul Pettiot)
陆翔
北京
国立北平藏书楼
1935
文物考古
太平天堂举义记
(清)洪仁玕述; (瑞典)韩山文(Hamberg，Theodore)
简又文
北京
燕京大学藏书楼
1935
历史
唐钞本韵书及印本切韵之断片
(日)武内义雄
万斯年
北京
国立北平藏书楼
1936
说话笔墨
日本精神与近代科学
(日)永井潜
钱稻孙
北京
近代科学藏书楼
1937
形而上学
诗经的星从西湖三塔说到雷峰塔
(日)野尻抱影， 青木正儿
张我军
北京
近代科学藏书楼
1938
文体
当然与东谈主会通一体之光荣鲜艳之国耐久不变之日本容姿
(法)Claude Farrere
尤炳坼
北京
近代科学藏书楼
1938
文体
北京的都市形态概报
(日)木内信藏
洪炎秋
北京
近代科学藏书楼
1939
地舆
围棋布局要则
(日)濑越宪作
胡检汝译过旭初编校
江西泰和
江西成就厅藏书楼
1941
体育学
2 史籍出版的地域与年代散播
凭证上述文件统计，我国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的地域呈现“东多西少”，年代呈现“中期多，前后期少”的脾气。
2.1 地域散播
凭证上述的检索与统计，我国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的地域波及今天除西藏、新疆、宁夏等少数几个省级行区域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异常行政区，其中一般史籍的出版田主要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古籍发行主要在北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地。
凭证表2，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主要贴近在东部一带城市，异常是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沿海一带，曾在近代被设为异常市的城市，它们出疆域书的检索记录共为1196，约占近代藏书楼出版竹素检索总记录的70.3％。不外，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上海一直居于寰球十足中心的地位，但就藏书楼的史籍出版而言，北京反超上海，成为此规模的翘楚。中西部地区中，云南、四川、江西施展超卓；东北地区中，辽宁最多。
上述的地域散播特征，可从这几方面解析：①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广州是我国近代曾设为异常市的城市，其藏书楼功绩发展较快：据1935年上海讲演年鉴社与浙江省立藏书楼合作拜谒，藏书楼数目，其时6个直辖市、异常区中，上海240所为最多，次为北京96所，再次为南京52所6，而广州到1938年被日军侵占前，藏书楼已发展至57所7，这些城市比不少省全省馆数总和还要多；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藏书楼，是近代为数未几的附设印行所的藏书楼，其木印和铅印竹素的数目相配可不雅。②南京、北京一直是近代中国新藏书楼畅通的重镇8，上海更因其中西文化交点的特殊位置和发达的经济，亦成为新藏书楼畅通的中心9。北京不仅是新文化的发轫地、近代学术造就中心，领有大量专注于学术和教材出版的大学藏书楼出版机构，并且其出版业与上海的交易性质和南京的官方性质不同，具有学术性质，并在1927－1936年间也得回了很好的发展，尤其是其学校下属的出版单元为寰球之最10。③中西部地区的云南、江西，均获利于各自的省立藏书楼对竹素尤其是地点文件出版的喜爱。举例，云南省立昆华藏书楼专设印售部，办理本馆出版竹素的印刷与发行11；江西省立藏书楼自欧阳祖经担任馆长以来，相配详细访求、征集江西所刻的古籍版片并将其重印行世12。四川的史籍出版，则是因为抗战期间一些迁入藏书楼的孝敬。举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造就处藏书楼、国立中央藏书楼在抗战期间，分别迁入四川的成都和江津，其间它们出版了不少竹素。④东北辽宁的较高史籍检索记录，主如果由于日本在大连竖立的满铁大连藏书楼、在沈阳竖立的伪***国立中央藏书楼奉天分馆等，均出版不少数目的史籍。
2.2 年代散播
凭证上述的检索与统计，在1701条统计记录中，有检索记录的年份为1908－1949年，且每年均有记录数。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的年代散播见图1。
图1 中国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年份散播图
凭证图1，近代藏书楼的史籍出版发端于1908年前后，在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模式上谐和中国后徐徐走向光辉，1937年抗战后徐徐落寞。据此，可将中国近代藏书楼的史籍出版别离为四个阶段，即1904－1913年的萌芽期，1914－1928年的发延期，1929－1937年的岑岭期，1938－1949年的隐私期。这大体对应于程焕文所主张的中国近代藏书楼期间的四个时期：人人藏书楼畅通时期（1900－1911年）、新藏书楼畅通时期（1912—1925年）、近代藏书楼昂然时期（1926－1937年）、近代藏书楼落寞时期（1938—1949年)13。其中1929－1937年的岑岭期史籍检索的记录数为1024，平均每年约为114条，约占近代藏书楼出版竹素检索总记录的60.2％。
上述的年代散播特征，可从这几方面解析：①1925年4月，以“照拂藏书楼学术，发展藏书楼功绩，并谋藏书楼之协助”为宗旨的中华藏书楼协会成立。协会下设5个委员会，就有“出版”委员会。这些对其后出现的藏书楼史籍出版岑岭期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②1927－1937年间，中国近代藏书楼功绩出现了一派繁华征象，不仅藏书楼数目剧增，并且各类类型的藏书楼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藏书楼关联的各项功绩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4，藏书楼史籍出版自不例外。③这段岑岭期，与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的近10年出现的我国近代出版史上最光辉时段的出版大环境不无关系。
3 史籍出版者散播与典型高产出版者
3.1 史籍出版者散播与高产出版者确证
文件检索收尾统计披露，沿路的1701札记录史籍，分由262个藏书楼出版。这些出版者中，既有国立省立市县立人人藏书楼、大学藏书楼，也有私立藏书楼（如福建莆田涵江藏书楼）、中学藏书楼（如上海民立中学藏书楼）、专门藏书楼（如北京等地的地质藏书楼）、异邦东谈主在华创办的藏书楼（如北京孔德藏书楼），以及作为日本侵中语化机构的藏书楼（如满铁藏书楼）；既有平凡藏书楼，也有畅通藏书楼（如浙江畅通藏书楼）；但主要散播在国立藏书楼、省立藏书楼和大学藏书楼等平凡藏书楼，它们的检索记录数共为1146，约占近代藏书楼出版竹素检索总记录的67.4％。其中国立藏书楼的检索记录数为251，约占近代藏书楼出版竹素检索记录的14.8％；省立藏书楼的检索记录数为594，约占近代藏书楼出版竹素检索记录的34.9％；大学藏书楼（含学院和专门学校藏书楼）的检索记录数为304，约占近代藏书楼出版竹素检索记录的17.9％。
在这里，模仿文件计量学的洛特卡定律来分析和验证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的“高产出版者”。洛特卡定律的笔墨表述为：“写n篇论文的作派系量梗概是写1篇论文的作派系的1/n2。通盘写1篇论文的作家所占比例梗概是60％。”普赖斯又在洛特卡定律的基础上提议了著明的普赖斯定律，即：“完成该专科论文总和一半的高产作家的东谈主数在数目上等于该专科作家总额的平素根。15”
上述沿路藏书楼出版者262个的60％约为157个，与实质上只出版过一种史籍的143个收支14个；143个的1／4约为36个，与实质上出版2种史籍的40个收支4个；143个的1／9约为16个，比实质上出版3种竹素出版者的13个收支3个；143个的1／16约为9个，比实质上出版4种竹素出版者的10个收支1个。可见，实质情况与表面数据有些出入，但判袂不大。通盘出版者262个的平素根梗概是16.2个，也就是说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的高产出版者数目应该是16个，从上述表3中不错看到，这应当是出版过16种以上竹素的出版者的数目。这些高产出版者为：国立北平藏书楼、浙江省立藏书楼、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燕京大学藏书楼、江苏省立苏州藏书楼、云南省立昆华藏书楼、中山大学藏书楼、北平近代科学藏书楼、故宫博物院藏书楼、国立中央藏书楼、北京师范大学藏书楼、合众藏书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造就处藏书楼、江西省立藏书楼、无锡县立藏书楼、辽宁省立藏书楼。而出版了沿路1701种竹素一半的藏书楼个数约为7个，即出版过32种以上竹素的出版者数目，两者收支较大（16.2－7＝9.2），这阐述用普赖斯定律来神志中国近代藏书楼出疆域书的高产出版者情况不太顺应。但不妨将上述16个藏书楼视为“中枢出版者”，而将其中的前7个视为“高产出版者”。
3. 2 典型高产出版者超越史籍出版述要
磋议到文件出版的难度远低于论文写稿，故还需大幅提高高产出版者出疆域书的基数，即觉得出版过80种以上竹素的藏书楼出版者为“典型高产出版者”。它们是国立北平藏书楼、浙江省立藏书楼、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燕京大学藏书楼。
（1）国立北平藏书楼的史籍出版。
国立北平藏书楼的前身是创立于1909年的京师藏书楼和创立于1926年的北海藏书楼，鲁迅、梁启超、李四光、蔡元培、袁同礼等近现代绅士都曾主事于此。该馆是近代中国范围最大，藏书最多的国立藏书楼。其“职司所重”，“一在文件典籍之搜藏”，“二在中外文化之交流”，故亦“奋勉于裁剪及出版事宜”16。
国立北平藏书楼所藏古籍善本为甚，故其史籍出版主要以古籍善本类珍品的重版重版为主，且不乏可圈可点的举措，如除自行刊印外，还有以“珍本经籍发行会”模式的发行行径。1930年，国立北平藏书楼就蔡元培、胡适、李四光、张元济、袁同礼等学界、造就界、出版界、藏书楼界30位绅士于1929年发起的“珍本经籍发行会”，启动了“国立北平藏书楼珍本丛书”名堂。该名堂“就本馆所藏善本与夫晚世名东谈主论著各类小品，仿《知不及斋丛书》例，招股发行”17。1930年4月10日，《国立北平藏书楼发行珍本经籍招股规矩》追究刊发。抑止当年10月，出版了元代官书《通制条格》、明代方孔炤著《全边略记》、明代沈璟撰《埋剑记》、明代王肯堂撰《郁冈斋笔麈》4种古籍18。1931年，“国立北平藏书楼珍本丛书”又出版2种，即明末王光鲁撰《想虽然》传说、清东谈主彭孙贻撰《平寇志》、清东谈主李圭撰《**事略》19。
另外，国立北平藏书楼于1936年秋影印出版宋代三大贵寓宝库之一的《宋会要辑稿》20。此举不仅嘉惠史林，使这部照拂宋史必弗成少的器用书广为流传，更为日后《宋会要辑稿》的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2014年）出版，奠定了基础。
（2）浙江省立藏书楼的史籍出版。
浙江省立藏书楼于1909年景立，前身为浙江藏书楼和浙江官书局。其史籍出版，既有木印，也有铅印。1929年之前，该馆的史籍出版为木印，内容大都为乡邦文件，猜度印书有400多种，其中1914年曾送木刻书往巴拿马万国展览会参展21。通过检索国度藏书楼OPAC，在浙江藏书楼所出的乡邦文件中，作家主要有章太炎、丁谦、万斯同、章学诚等。这些书中，一些在学界影响很大。举例，1915年刊刻的丁谦编《蓬莱轩地舆丛书》（别名《浙江藏书楼地学丛书》）是一部验证我国历代边域地舆和西域地舆的文章，被学者誉为“寰宇之奇作”22。1929年10月起，浙江省立藏书楼运转铅印出版各类专书，且用纸多为上等连史纸，甚为清雅。举例，1929年出版的杨立诚编《四库目略》《文澜阁目索引》等《四库全书》方面的专书，杨立诚、金步瀛撰《中国藏书家考略》。这些铅印书，不少备受学者崇敬。举例，1931年出版的金步瀛编纂《丛书子目索引》，“集丛书二百余种，依书画陈设子目，尤足减少检寻之烦，为学者必备之书”；1931年出版的清代姚振宗编《快阁师石山房丛书》，“尤为目次学之名著”23。
1929年之后，浙江省立藏书楼的木印竹素仍颇具范围，如1933年3月就印行270余种。其印刷所用的书版，有原浙江官书局刻的，如《九通》；有本馆刻的，如孙仲容《温州经籍志》；也有藏书家捐赠的，如《金华丛书》等。这些竹素，不仅“校勘紧密，版块高超，远非铅印本可比；且大字好意思不雅，不损见识”，对照拂我国历代典章、轨制、政事、经济、史地、形而上学、文艺以及浙江文件的学者，王人有参考价值。为了匡助读者函购所刊古籍，该馆特印制它们的详确书目，在各书名之后分别附述该书的内容概要、版人道质，加上竹素订价便宜（仅为资本价），故竹素销路极畅，如1929年出版2917部，售出2691部24，25。
（3）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的史籍出版。
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的前身为创办于1907年的江南藏书楼，辛亥篡改后屡次更换馆名，1929年才使用此馆名。国度藏书楼OPAC检索收尾披露，该馆的史籍出版贴近在1929－1948年，这与近代著明史学家、藏书楼功绩家柳诒徵主政该馆的时期段（1927－1947年）基本吻合。柳诒徵长馆后不久，为阐扬该馆印行古籍的伏击业务传统，补充、完善馆藏，便新创印行部，并在《国粹藏书楼规矩》中，专门列《印行部规程》一章，后又制定了《寄卖竹素从简》。据记录，该馆印行、排印古籍、稿本80余种，印行总额在10万册以上26。其中一些书的发行量相配大，如1928年新印行的竹素16514册，其中发行11653册27，占印制竹素总额的70%强。
国粹藏书楼出版古籍，大都为影印，只对有些内容有价值，但誊写不精的手本，则从头排印出版。出版体式有本馆裁剪、请托印刷所承印和与出版商合作出版两种体式。所出竹素主如果《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如清代的“**”、各类志乘、储藏家目次未载的萧索珍本、未经删易的原本、足本、手稿、批校本、江苏地点文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①地点文件、乡贤文章，如关联南京的文件《金陵古今图考》《南雍志》等；②科技史籍，如《宋本医说》《鲍山野菜博录》等；③文体艺术的稿本、钞本，如余怀的《玉琴斋词》等；④大部丛书，如《云幽闲龛丛书》《藕香零拾丛书》等。这些发行的古籍，因正本大都为善本、精手本、精校本和有贵寓价值的近代书刊，且大都由馆长柳诒徵和馆内几位国粹功底较深的学者进行版块验证，撰写概要、题跋、著者的生对等导读性笔墨，故几为“全璧”28，为海表里所崇敬，一些还被其时的学者视为杰作，如印行的“盋山精舍”书29。该馆“所藏的善本，在质和量上，比起平馆（即国立北平藏书楼——本文作家注）和故宫（即故宫博物院藏书楼——）自有失态”30，但“以馆藏之多珍”、“主张之所重”，使得其印行的古籍，岂论是质料照旧数目，均居寰球各省立藏书楼之首，且“几与国立北平藏书楼南北忘形”31。
（4）燕京大学藏书楼的史籍出版。
燕京大学藏书楼在1919年燕京大学成或然便运转创办。该馆出版的竹素，以明清东谈主著述为多，且多均为萧索之本。举例，清代洪仁玕口述、瑞典韩山文（T. Hamberg）撰译的《太平天堂举义记》于1854年在国出门版，后又在国外被多方转载翻印，但国内则萧索其书，燕京大学藏书楼便于1935年出版简又文翻译、增改，洪业校订的该书中英文铅印本，并被归入燕京大学藏书楼丛书。另外，该馆也出版一些时东谈主关联传统文化的照拂文章。举例，1935年出版的近代文体家、翻译家林纾的遗稿《春觉斋论画》。
燕大藏书楼发行竹素的学术价值大都较高，如《春觉斋论画》被誉为“艺坛标准”32，其“一字一语，王人有至理”，可谓“后学之津梁，迷路之宝筏”33。竹素的体式也各类，有西法铅印本，也有登科线装本；装帧质料也属上乘，尤以线装本为甚，正所谓“选料优良，用纸上乘，装帧高超”。该馆出版的竹素印刷量一般未几，除少数留为馆藏，多用于交换、补助或出售34。
另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索引器用书，其版权页上印有“引得编纂处”和“燕京大学藏书楼”字样，故它们一般也被觉得是燕京大学藏书楼出版物。这种不雅点可从《燕京大学藏书楼报》刊载的本馆出版书目告白得以阐述。举例，1938年11月出版的第120期《燕京大学藏书楼报》刊载的告白《燕京大学藏书楼出版书目》，就列有《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于式玉编，1933年出版）。
4 史籍的类型散播与主要出版行径
4.1 史籍的类型散播
基于上述检索收尾，近代藏书楼出版的史籍类型险些波及“中图法”的各大类目。它们更为的详确散播情况见图2。
图2 近代藏书楼出疆域书类型散播图
凭证图2，轮廓类史籍中的目次文摘索引类史籍最多，其次为文化造就类中的藏书楼功绩方面史籍。检索记录数属于第二梯队的为其他轮廓、文体、历史类。第三梯队则为地舆、藏书楼学、艺术、军事和说话笔墨类。第一梯队的目次文摘索引类和藏书楼功绩方面的史籍，一般由藏书楼东谈主我方编写，其检索记录数遥遥最初于其他类型的史籍。对于这小数的原因，范凡博士的分析颇具启发。她指出，中国近代藏书楼界出版我方编辑的文章的情况相配深广，其原因大约有：“第一，藏书楼出疆域书，用于本馆职员的培训，向外界宣传我方，或者用于藏书楼界之间的申饬交流……第二，出疆域书是好多藏书楼的业务之一……第三，裁剪出版亦然藏书楼协会的伏击就业，岂论是寰球性的中华藏书楼协会，照旧地点性的上海藏书楼协会，都把裁剪出疆域书作为我方的一项伏击就业……第四，藏书楼自行出疆域书亦然为了处分出版难的问题。35”
4.2 主要出版行径述要
凭证上述史籍类型的散播情况，再衔尾史籍出版的功能定位，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行径主要有：①善本、孤本、珍本、稿本、钞本等古籍珍品的发行；②藏书楼功绩关连竹素及参考器用书的出版；③近代学者尤其是兼具藏书楼本质者关连著述的出版；④为适时应景，即配合其时的社会场地而裁剪出版的各类宣传、培训竹素；⑤各类翻译竹素的出版。
（1）古籍珍品的发行。
检索国图OPAC，近代藏书楼出版的670多条图通知录中，披露为古籍的占90％以上。近代藏书楼出版古籍珍品，尤其是发行本馆的崇尚，是我国藏书楼刻书印书传统的袭取，亦然近代学术界的需要使然。据上述的文件检索收尾，近代国立、省立、县立、大学、私立等各级各类藏书楼大都有过此举。
近代藏书楼出版古籍珍品，一般选择传统的木印面容，且多为旧版新印。这些古书版，一般源自既有馆藏，也有是受赠、访求、征集而来的。举例，江西省立藏书楼先后藏有一多数零碎版块，如宋代周必大的吉州刻本《居士集》50卷、元刻本《资治通鉴》290卷，胡想敬“退庐藏书楼”（问影楼）所刻《豫章丛书》104种版片。1933年8月，该馆鉴于《豫章丛书》流传不广，寰球各地藏书楼以及各高等院校又十分需要，“为先容学术宣扬文化起见，特补刊残败，用上等连史纸，采纳良工以名墨印刷，精装二百六十五册，分九月、十一月两期出版”，共印行100部，每部“订价百二十元，本馆兹为优待各界特发行预约价只收八十元”，大多被寰球各大藏书楼购去36。另外，一些藏书楼通过修补受损书版印行古籍。举例，1942年、1943年，四川大学藏书楼曾对馆藏的前尊经籍院、锦江书院书版分两期进行了修补、复印。其中第一期修整《周易王弼注（殿本宋岳氏版）》等书版25种1.1万余张，并复印成书。这些竹素除呈缴中央分发外，亦按工料资本价对外预约发行37。至于新版新印竹素，则未几见，正如1935年陈训慈在《寰球省立藏书楼近况之俯视》一文中所说：“如豫馆（即河南省藏书楼——本文作家注）之雕版者甚鲜。38”20世纪30年代，河南省立藏书楼曾访购未刊的乡贤遗著，专设书版室，新雕书版刊印“中州先贤丛刊”（到1936年该馆刻书处取消时，刻成《石荒芜语》《臆见随笔》《隐山鄙事》《书学慎余》《算法通义》《律吕心法》《几何肤浅》等16种）39。
除传统的木版发行外，近代藏书楼也利用影印、铅印、石印等现代化面容出版古籍。影印，如国立北平藏书楼1930年出版的明写本《通制条格》残卷；铅印，如燕京大学藏书楼1935年出版的清代奕赓著《管中窥豹》；石印，如云南藏书楼1915年据日本明治17年的伊藤圭介重修版块出版的清代吴其俊著《植物名实图考》。
近代藏书楼出版古籍珍品，除宏不雅上的保存国故、传承文化之功用外，更多是为了丰富本馆馆藏。举例，1928年10月－1933 年6月间，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善本书库入藏竹素共79种，其中本馆影印或排印的17种、传抄的17种40。本馆出版的古籍对馆藏的孝敬率可见一斑。
（2）藏书楼功绩关连竹素及参考器用书的出版。
检索《民国时期总书目》，在近代藏书楼所出的史籍中，“藏书楼功绩”方面的史籍种类最多。另外，为提倡学术，阐扬文化，一些藏书楼也出版书目、索引、年鉴等轮廓类器用参考书。
中国近代藏书楼出于料理和便利读者之主张，一般都会裁剪本馆的历史概况、规章轨制、使用指南、藏书楼业务指挥等藏书楼实务方面的竹素，其中大多由本馆发行出版。举例，江南藏书楼出版块馆编的《江南藏书楼详定规矩》（1912年），上海大夏大学藏书楼出版马宗荣编的《大夏大学藏书楼指南》（1934年）。在藏书楼出版的这类史籍中，如果是波及本馆的，一般为非买品；如果是关联某一类或某一地区藏书楼的竹素，则一般对外发行。举例，同济大学藏书楼出版的《国立同济大学圕概况》、浙江省立藏书楼出版的《浙江全省藏书楼概览（增订三版）》，在1935年8月31日出版的《中华藏书楼协会会报》的“新书先容”栏目，它们的书名后分别标注有“非卖品”和“壹角”的发行价（零卖订价贰角）41。这些书，有的对擢升藏书楼同仁的业务素养功弗成没，如浙江省立藏书楼在1931－1936年先后出版刘澡的《史籍之选购》，许振东的《史籍之畅通》，许振多、王文莱和郁望尧的《史籍之典藏》，金步赢的《史籍之分类》，陈豪楚的《史籍之征购》，对于范例浙江地点藏书楼就业、提高服务水平起了指挥作用42。
“历代藏书王人编有书目”，近现代藏书楼也不例外。其书目出版，不仅是我国官府、私家藏书者刊刻书目传统的承继，更是近代出现的人人藏书楼畅通或新藏书楼畅通使然。这些书主张类型主要有馆藏总目、馆藏古籍各部目次、发行书目、主题目次、私家藏书目次、捐赠书目等。馆藏总目次，如金陵女子大学藏书楼1927年出版曹祖彬编《金陵女子大学藏书楼史籍目次》、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1933－1936年铅印出版《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史籍总目》；馆藏古籍各部目次，如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1936年出版《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史部总目》；藏书楼发行书目，如江苏省立苏州藏书楼1935年出版块馆编《江苏省立苏州藏书楼印行的所木刻史籍目次》；主题目次，如国立北平藏书楼1933－1934年出版法国伯希和（P. Pettiot）编、陆翔译《巴黎藏书楼敦煌写本书目》，国立中央藏书楼1948年出版块馆编《抗战史料书总目次》；私家藏书目次，如燕京大学藏书楼1938年出版顾廷龙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捐赠书目，如浙江省立藏书楼1936年出版块馆编《杭州孙氏寿松堂捐赠浙江藏书楼书目》。
目次只可指令读者查找关联竹素，而要了解、查找各类竹素的内容，则要靠“索引”这种器用书的匡助。我国近代一些藏书楼，不仅留意索引器用书的编撰，还发行出版不少索引类竹素，其中最具代表的是燕京大学藏书楼和国立北平藏书楼。凭证CALIS OPAC检索收尾，燕京大学藏书楼出版的索引器用书有30札记录，如《礼记引得》《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历代同姓名录引得》《三十三种清代列传轮廓引得》等。这些索引是国内较早诓骗科学程序编纂的中国古典文件的器用书，极地面便捷中、西学者检索和利用中国古籍。凭证国度藏书楼OPAC检索收尾，国立北平藏书楼出版的索引有《清代阁房诗东谈主征略索引》《续碑传集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耆献类征索引》《先正事略索引》等数种，其中1935年出版的王重民、杨殿殉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既可覆按具体文集篇主张出处，又可贴近查到不同文贴近叙述归拢问题的篇目及出处”43，价值极大，得到学术界好评，后又屡次重版。
与书目、索引相比，近代藏书楼的年鉴出版的范围要小得多。因为这类器用书，大都为关连的机关出版物，如****实业部的《中国经济年鉴》、造就部的《中国造就年鉴》、讲演馆的《讲演年鉴》。这种在一般交易书坊为稀奇品的竹素，在近代藏书楼的出版物列表中，亦然凤毛麟角，仅有稀疏几种，如奉**书馆出版的（日本）伊东佑谷撰、谢荫昌译《新译世界统计年鉴》（1909年），广东省立藏书楼出版的《沙市年鉴》（1946年），其中前者照旧里程碑式的竹素，即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现代真义且以“年鉴”定名的年鉴。
藏书楼出版的上述竹素，尤其是书目、索引类竹素，极地面便利了其时学者对藏书楼和文件的利用，即使在数字化期间的今天仍具独特的参考价值，正所谓“以史籍体式出版的书目具有特殊的伏击作用……在某种情况下，它们提供‘通盘的’可供贵寓（抑止在具体年份之内）的才调，远远强于规划机数据库”44。举例，国立中央藏书楼抗战期间出版的《抗战以来史籍选目(第一辑)》，载有1937年7月至1943年12月当年第一版的国内中文史籍，在现在学者照拂我国抗战时期出版业方面的价值，是目下任何一个文件数据库都无法相比的。
（3）学术文章的出版。
近代藏书楼出版的学术文章，险些波及通盘学科，但以史学、地质地舆、藏书楼学、说话笔墨等规模最为隆起，其中史学与藏书楼学史籍中不少照旧才略域的扛鼎之作。史学，如国立北平藏书楼出版的《晚明史书考》，被觉得是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治明代清初史者必读之书，正如其出版预报所言：“凡有志照拂近古史者，弗成不东谈主手一编，即不专治史学者，读此一书，足以瞻明清间之轶事，而吾国民族阐扬之精神，亦可于此略见。45”此书梓行于世后，学界一直反响浓烈，近代著明史学家朱希祖，近代著明民主篡改家、南社魁首柳亚子，现代明清史大师王春瑜等均有赞词。出版界对此书亦然情有独钟，1968年和2011年先后又有台北艺文印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块问世，其增订本于1964年、1981年、2014年先后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难怪有云：“谢国桢这部书将永恒流传下去。46”藏书楼学，如文采公书林1917年出版沈祖荣、胡庆生合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是我国第一部脱离书目体式、选择先进本领，从宏不雅上、合座上、全局上编制的文件分类法，使我国文件分类法步入世界近代分类法的行列，被藏书楼学界誉为“我国第一个为中文史籍而编的新式分类法”“中国近代文件分类法的里程碑”47；燕京大学藏书楼1932年出版洪业的《引得说》，被觉得是中国近代索引照拂的开山之作，不仅“影响了1930年代以来的我国中文古籍索引就业”，并且“在我国索引学史上占有伏击的地位”48。
近代藏书楼出版的学术文章，有的是作家学术生计中最具代表者。举例，浙江省立藏书楼1932年出版的文言文本《新唯识论》，是中国著明形而上学家、想想家熊十力最主要的形而上学代表作和其形而上学想想体系追究酿成的记号性后果。
至于学术史籍的著者，尤以有藏书楼就业履历的学者或藏书楼学照拂者为多。这是因为近代藏书楼学家或学者型藏书楼本质者，因就业的关系，他们的文章有不少是在藏书楼，尤其是本东谈主所任职的藏书楼出版。举例，明清史照拂大师、版块目次学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谢国桢，在1929－1932年，1934－1937年供职于国立北平藏书楼，该馆先后出版了他撰写的《清建国史料考》（1931年）、《晚明史书考》（1932年）、《清初史料四种》（1933年）等。
（4）适时应景竹素的出版
近代藏书楼为配合其时的社会场地，也会裁剪出版一些种宣传、培训、实用等方面的适时应景竹素。宣传史籍，如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其时在日寇先后发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意欲图谋全面侵华之际，为激勉国东谈主爱国之心，特印行多种明代御倭方面的竹素，如《嘉靖东南平倭通录》（1932年）、《郑开阳杂著》（1932年）、《任环山海座谈》（1932年）、《俞大猷浩气堂集》（1934年）等49；培训用书、教材，如北平市市立高等工作学校藏书楼出版的《油漆概论》（1934）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造就处藏书楼出版的《战车战术教材》（1939年）；实用史籍，如成就委员会藏书楼出版的《用电必读》（1932年）。
藏书楼出版的这类竹素，有的明详情为免费补助或交换。举例，北平市立第一平凡藏书楼，鉴于其“负各校学生阅读之指挥”的职责，因此编印“各类专题目次及各科初学书目”（如1935年编印的《中学生国文科课外阅念书目》），作为“非卖品”，“各学术机关如欲索阅”，只付“邮资即寄赠”，“如承交换，更为宽待”50。有的是其时已畅行之书，如好意思国L. M. Alcott著、郑晓沧译的长篇演义《小妇东谈主》，1932年9月译者第一版“才两月而京镇沪杭一带，已有不胫而走之势……列车中及资料汽车中亦屡见有手捏是书以事循诵而资为伴侣者……出版仅四月多余，已蒙国东谈主爱阅”51，1933年2月、1933年8月、1934年4月又先后印行3次，到1934年12月浙江省立藏书楼出版时，已是郑氏译本的第5次印刷了。
为出版适时应景的竹素，一些藏书楼还挑升成立关连部门。举例，江西省立藏书楼在抗战发生后，鉴于交通未便，书报畅通受阻，精神粮食匮乏，于1939年12月呈准省造就厅竖立文化服务部，开展文化服务，其**版竹素即是其中的一项。文化服务部曾出版董明易编《政府平凡会务管帐旨趣及实务》（1941年）、罗时侃著《抗战话剧集》（1942年），重版涂闻政编《造就公牍与造就规则》（1932岁首版，1942年增订4版）。其中《抗战话剧集》有时任中朴直学校长兼教务长罗廷光题词、著明音乐家程懋筠等作序，内容包括独幕剧《挣脱了锁链》《抢婴队》《军东谈主魂》《助冬衣》《合作力》和二幕话剧《夜袭南昌》，号称一份零碎的近代戏剧文件，在抗战文化史上留住了弗成祛除的一笔。
（5）翻译竹素的出版
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和西学东渐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在史籍出版方面就是大量译著的排印。凭证上述的检索收尾，中国近代藏书楼出版的竹素检索记录中，背负者披露有译者的为27条（见表5），仅占背负者可考的记录总额的1.6%。
这些译著，1种为古籍，其余全为近代文章。原书著者波及好意思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苏联和日本等国，但以日本为最多，检索记录数达15种。从出版者主体来看，有国立藏书楼、省立藏书楼、县里藏书楼、大学藏书楼、政府附设藏书楼，还有日本政府为文化侵扰中国而设的北平近代科学藏书楼。可见，近代藏书楼译著的出版，烙上深深的日本钤记，这与清季国东谈主上升的学日柔和和日俄干戈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文化殖民计策关联，其中前者是主动学习日本，后者则是被迫的“精神”灌注。
从出版时期来看，译著出版最早的为1909年，最晚的为太平洋干戈爆发的1941年，出版岑岭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检索记录数达13种，而通盘1940年代的检索记录数仅为1条。可见，局面镇静与否，对译著的出版影响更大。从出版地来看，主要散播在北京和江浙地区。这与藏书楼通盘史籍出版的地域散播礼貌一致。
从译著的内容来看，波及形而上学、**、文体、说话笔墨、历史、地舆、法律、文物考古、体育、脸色学、医药卫生、工业本领、轮廓等类，但以文体、历史较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书馆：1909－1911年发行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等4种年鉴，“使年鉴类竹素自此在中国流行起来”52；1910年发行的《藏书楼造就》，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藏书楼造就的译作，其中初次出现了“藏书楼学”和“藏书楼造就”53。不外，这些译著的内容大都照旧波及国东谈主所喜好的或熟知的规模，而信得过属于西学的未几。这阐述藏书楼的译著出版，对中国近代化程度的推进作用相配有限。
5 结语
近代藏书楼史籍出版，是近代出版业的一定补充，亦然近代出版史和近代藏书楼功绩史弗成或缺的部分。藏书楼史籍出版的主要主张是传承文化，丰富馆藏；出版地域主要散播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东部大城市，其中北京是藏书楼史籍出版的十足中心；高产出版者亦主要散播在东部的北京和江浙地区，其中最典型者为国立北平藏书楼、浙江省立藏书楼、江苏省立国粹藏书楼、燕京大学藏书楼等，且其史籍出版各具特色；出版的岑岭出现在近代局面的相对稳按期，即南京******的1929－1937年间。近代藏书楼出疆域书的类型，以古籍珍品、书目索引等颇具近代中国藏书楼馆藏特色者为主，其中一些器用书尤其是中国古籍类书目索引，极地面便利了东谈主们对中国古籍的检索和利用，即使在数字化期间的今天亦是如斯。
致谢：本文的文件数据整理与统计，得到上海理工大学藏书楼信息部全体同仁的匡助，在此谨致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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